起点与积重难返（1999—2014）1999年，乌戈·查韦斯上台，带来了被称为“玻利瓦尔革命”的政治项目：以石油收入支持社会项目，同时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。早期的民粹式治理和高油价让政府赢得广泛支持，但长期依赖石油、投资结构失衡与官僚化腐败逐渐埋下隐患。
2000年代末国际油价回落，财政赤字与货币危机开始显现，物资短缺、通胀率飙升变成常态。
2013年查韦斯去世，尼古拉斯·马杜罗继任。2014年起，经济崩溃与社会抗议加剧——物资匮乏与治安恶化使民众不满情绪累积，反对派与政府的对抗进入白热化。执政者对政治异己采取强硬手段，司法与选举机构的可信度遭到质疑。
极限施压与国际制裁（2015—2019）随着局势恶化，西方国家、尤其是美国，开始将制裁作为回应工具。最初针对个别官员与实体的金融制裁，随后扩展为对石油收入流动的限制，试图通过切断外汇与融资渠道来施压。这一“极限施压”策略在外界看来旨在削弱政权的财务基础、迫使政治让步，但也加剧了经济与人道局势：药品短缺、医疗系统崩溃、大规模移民潮（数百万委内瑞拉人离境）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。
2018—2019年选举争议与双重认领2018年底的总统选举因反对派候选人未能充分参与、国际观察受限而被广泛指责。2019年初，国民议会主席胡安·瓜伊多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，得到美国及若干西方国家承认，形成“两个总统”的外交对立格局。政府与反对派的较量转向国际法庭与外交舞台，同时街头抗争与军事忠诚度成为局势走向的关键。
正是这一阶段，制裁与外交孤立达到高潮，“极限施压”策略与内部高压手段交织，为后续一系列针对要员的抓捕与海上行动埋下伏笔。
（本段落梳理至2019年，为下文“斩首”抓捕与高调行动的出现作铺垫，下一部分将聚焦2020年后的事件演进与典型案例。）
从海上突袭到高层抓捕（2020—至今）2020年，事态出现多起令人瞩目的“斩首式”尝试与高调抓捕事件。最著名的海上突袭是被媒体称为“OperationGideon”的失败行动，一小队武装人员试图从海上突入并绑架或推翻领导层，最终被委内瑞拉当局挫败，涉事者被捕或死亡，这一行动暴露了境外雇佣军或反对力量采取的激进路径，也引发国际法律与道德争论。
同一时期，若干与政权关系紧密的商业中介或官员因腐败、洗钱或规避制裁而遭遇逮捕与引渡争议。AlexSaab案就是典型：作为所谓与政权有财政交易的企业家，他在海外被拘押并成为国际司法博弈的焦点；此类案件既是法律追责，也是外交与制裁政策的延伸。另有前军官与流亡人士在境外被捕或被指控策划武装行动，显示出冲突从街头扩展到跨国追踪与法律战。
制裁的副作用与局内外调整（2021—2024）长期制裁并未迅速带来政治剧变，反而促使委内瑞拉政权采取更为隐蔽的筹资与国际合作手段（如与非西方国家、私人中介建立金融通路）。与此美国及欧盟在实务层面也逐步调整策略：在推动民主进程的尝试以有限的制裁豁免或谈判换取人质归还、释放政治犯与改善人道局势。
若干被拘人物的释放或引渡谈判，显示出“硬压力”与“谈判空间”并行的趋势。
面向未来：风险与变量委内瑞拉危机不是单一事件，而是制度性、经济性与外交性因素长期互动的产物。“极限施压”带来了短期震荡与长期成本，而“斩首式”抓捕与武装尝试则将政治对抗引向更危险的边缘。未来走向取决于内外力量的博弈：军方态度、反对派能否形成持久政治替代方案、国际社会是否从单一制裁工具向综合外交与经济激励转变。
无论如何，这条时间线提醒人们：危机里每一个高调抓捕与每一次制裁调整，都是更大博弈中的一个节点——理解节点，就更容易看清未来的可能路径。